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之治理策论

作者:原创 来源:警察培训网 时间:2017-5-23


在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导向的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社会向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社会迅速迈进。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电信部门不断推出各种快捷、便民服务措施,给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国基础制度建设不完备,给不法分子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近年来,犯罪分子借助于手机、固定电话等现代通信技术和网络银行技术实施的远程、非接触式诈骗犯罪迅速蔓延发展,其中“猜猜我是谁”冒充熟人通话诈骗犯罪,在短短两三年席卷全国上百个县市,受害人员众多,经济损失巨大,严重扰乱了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同时也给社会诚信带来极大的损害,成为危害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颗“毒瘤”。从长远看,这类犯罪必将长期存在,并极有可能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而变化升级。探索和建立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的治理对策,从根本上遏制此类犯罪的发生,是当前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的现状危害及其特点

利用手机诈骗犯罪是电信诈骗犯罪的一种,不法分子假冒机主上级或亲朋好友,以打电话叙旧或请吃饭喝酒套近乎等取得机主信任后,编造到访途中遇车祸或嫖娼被抓等突发事件急需钱救急,让被害人向其提供的账户上汇款。这是以无线、网络通讯技术为依托,利用电信和银行管理漏洞,结合传统诈骗手段的一种新型犯罪,是信息社会特有的犯罪现象。

(一)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的现状及危害

目前,全国大多数省份都涉及到此类犯罪。据公安部2009年9月份公布的数字,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电话诈骗犯罪团伙27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469名,破获电话诈骗案件4836起,追回经济损失1900万元。

1.降低了群众安全感。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分子采取“漫天撒网”的方式,在某一时间段内按号段集中向某一区域拨打电话,足不出户就能行骗到全国各地。受害者涵盖社会各种职业、各个阶层,所声的手机用户都可能受到此类犯罪的骚扰,都是潜在的受害人。由于此类犯罪地区命中率高、迷惑性强,经济损失较难挽回,引发了广大群众对自身利益的担忧,影响了广大群众对社会治安的信心,也给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可以说,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成为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一个突出治安问题。

2.破坏了平安和谐社会建设。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使用任意显号软件显示虚假的电话号码,以领导、朋友、同学、战友之名实施诈骗,频频得手。不少人因仗义救急被骗后,产生了对社会的信任危机,使得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同学之间的关系变得谨慎,甚至猜忌。一位办案民警说,现在接到同学或朋友的电话,要问三问四才敢确定,无形中影响了朋友间的感情。这种感情上的危机,降低了人的诚信度,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隔阂、淡漠,与中国传统的仗义疏财、助人为乐的社会美德背道而驰,成为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

(二)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的规律、特点

1.犯罪手法可信度高、迷惑性强,容易得逞。犯罪嫌疑人拨通受害人手机后一般会主动先叫出受害人的姓名麻痹受害人对陌生号码的警惕性,然后说:“你猜猜我是谁?”或者“你没听出来我是谁吗?”  “你不会听不出我的声音吧?”一步步诱导受害人往熟人的方向猜测来电者身份,此后根据受害人的猜测于次日编造诈骗钱财的借口。例如,受害人如果猜测来电者是亲友,就借口去探访受害人的途中发生车祸或者前一晚赌博嫖娼被公安机关抓了要罚钱;如果猜测是领导,就借口临时出差在外要用钱等。犯罪嫌疑人一般不直接开口要钱,而是营造各种气氛使受害人深信不疑往其银行卡上打款。例如,2009年4月4日,广东省电白县警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陈某,冒充市领导向张某一次性“借”走人民币25万元。

2.低成本、高收益,极易仿效和传播。实施该类犯罪不必精心谋划犯罪场所,只需手机、SIM卡、银行卡、手机用户资料。由于手机越来越便宜,移动资费越来越优惠,银行卡可随时办理,从互联网上购买用户资料非常便利,作案投入远低于诈骗收益,全国各地动辄被骗几万元、几十万元的案件屡见不鲜。由于犯罪成本低、回报高,犯罪分子不断吸收新成员扩大诈骗范围,不少以地缘、亲缘关系为纽带结成团伙,有的地方甚至发展成为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的“专业村”、“专业镇”。

3.职业化、公司化运作,隐蔽性强。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团伙有的从家族式作案发展为公司化运作,参照公司模式管理,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一般分为老总、经理和工作人员三个层次。有负责开银行账户和转账的;有负责招聘下线和培训的;有负责发短信或拨打电话进行诈骗的;有负责提款的。各个层面的工作都是单线联系,下一道工序不知道上一道工序的情况。有的还有较细的内部分工,如当有较大额资金到账时,取款组有人负责立即将大额资金转到几个账户中,然后指派分散在不同地区的人员通过ATM机取款,提款人按赃款的15%收取手续费。由于公安机关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犯罪分子反侦查意识越来越强,一般使用假身份证开设银行卡,并设立多级账户,通过银行层层转账,异地流窜作案,一旦得逞迅速转移赃款并销毁作案工具,犯罪职业化特征十分明显。 4.作案手段向高智能、高科技发展,侵害面广。利用手机通话诈骗与传统的犯罪有很大的区别,不像普通的盗窃、抢劫、杀人犯罪有犯罪现场、有痕迹物证,利用手机通话诈骗是远程的、非接触式的,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作案。作案工具也从手机短信群发器、电脑群发软件、一号通、400捆绑电话,逐步发展到任意显号、任意改号软件等,尤其是利用VOIP网络电话批量自动群拨电话,一条短信一发送就发送至十几个省,涉及面广,被害者多,极易对社会和人民群众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5.犯罪手段越来越专业,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2008年以前,犯罪分子处于“盲打”状态,即不知道被呼叫方身份,诈骗成功率不高。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从互联网获取包含手机号码和真实姓名的机主用户资料已十分便利。2009年8月茂名市公安机关破获的一起案件中,仅从一台电脑上就发现了85万条个人信息,涉及受害人家庭状况、经济条件、交际范围等。犯罪分子为了逃避侦查,一般使用假身份证在银行开户,作案所用的手机卡也全部是无须身份证开户登记的号码,一名犯罪分子往往拥有多部手机和移动手机卡,并且严格区分生活用机(联系普通朋友)、生意手机(通知中间人钱已汇人)和诈骗手机(进行通话诈骗)。如最近抓获的一名涉嫌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的疑犯,其身上就有5部手机、46张移动手机卡。

二、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反映的深层次问题

利用手机通话实施诈骗犯罪的猖獗,暴露了我国在信息化社会到来之际社会建设薄弱、公安治理能力不足、电信金融服务基础制度建设存有缺陷和人们思想观念特别是价值观念和法制观念迷失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一)公安机关面临提高治理能力的严峻挑战

1.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丰富了犯罪手段,对公安机关传统侦查模式提出了挑战。利用手机通话诈骗是一种高智能、高科技犯罪,是信息化社会特有的犯罪现象。它改变了传统诈骗犯罪中被害人必须与犯罪人正面接触的行为模式,借助于现代通讯网络,利用网络电话、改号软件、语音电话等高科技产品作案,隐蔽性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并且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公安机关打击这类新型犯罪普遍存在经验不足、专业技术手段薄弱等问题,难以跟上犯罪分子的步伐和节奏,传统的侦查模式遇到了极大挑战。打击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既是一场公安机关与高智能犯罪的较量,更是对传统警务模式、侦查方法和民警业务素质的考验。公安机关只有在侦查理念、机制、技术装备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2.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反映了警务协作机制的不完善。利用手机通话诈骗是一种地区跨度大、区域转移快的犯罪,哪里打击力度轻、哪里容易得手就会往哪里转移,此类犯罪侦查点多线长,取证工作十分困难,按照以前那种地区间公安机关各自为战的工作模式,势必造成大量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因此,对付这类犯罪必须打破刑事案件属地管辖原则,真正落实跨区域办案协作机制。公安部应统一协调,调动各涉案地公安机关、各警种各部门联合作战,实现跨区域调查取证,远距离网上串并案,达到低成本快破案的目的。目前公安机关侦查破获这类案件存在如下难题迫切需要破解:第一,调查取证难。利用手机通话诈骗打击难,最主要的还是调查取证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口供印证难。这种案件酌取证,必须在拨打电话和取款两个环节上取得有效支撑。由于这两个环节由两伙人实施,横向互不联系,即使抓到犯罪嫌疑人也难以获取涉案电话卡和银行卡,更无法使其交代某一起案件的基本要素,因而其口供难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二是难以查找事主。犯罪分子拨打众多手机号码时不会细究和记忆骗了谁,由于全国尚未有统一共享的刑事案件信息平台,往往是犯罪嫌疑人交代某个时间段诈骗了某个地方的人,抓获地公安机关却陷入难以查找事主的尴尬。三是难以锁定诈骗用银行卡账号。即使抓获提款人,用过的银行卡往往被丢弃,提款人一般记得户名而不记得账号。由于全国同名同姓者众多,仅凭银行卡户名难以在金融系统锁定诈骗账户,不利于认定犯罪事实和挖清余罪。第二,追赃环节存在障碍。尤其是一些重大系列性诈骗犯罪案件,被害人存款地散布全国各地,对诈骗获得的赃款,犯罪分子采取多次划转手法,能从一个账户扩展到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账户,而这些账户又多是不同省市、不同姓名。此外,按照银行规定:只有在犯罪嫌疑人死亡或者法院已经判决案件生效的情况下赃款才能解冻。这就造成一些经济损失难以及时追回。第三,法律滞后导致震慑不足。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的认定和打击处理尚无专门的法律,只能参照1997年颁布实施的《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处理,针对性不强,难以为司法机关所掌握和适用,加上各地认识不统一,处罚标准不统一,以及公安机关、检查院、法院对证据规格的理解掌握不尽一致,影响了打击实效。如2009年茂名市公安机关抓获这类犯罪嫌疑人110名,仅判决12起案件13人(其中5人被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缺乏明确法律指引,公安机关、检查院、法院对该类犯罪的认识不一,公安机关认为,只要犯罪嫌疑人承认其涉案账户上的收入是从事电话诈骗所得,就可以认定其犯罪赃款总数;而法院认为,账户上的款项必须每一笔都找到事主调查取证,而在实际办案中,公安机关无法将每一笔款项都找到事主,导致犯罪嫌疑人抓捕后的消化处理成了部门之间漫长的拉锯战。第四,定罪量刑偏低。由于犯罪分子多是跨区域流窜作案,案件发生地和结果地往往不在同一个辖区。而根据刑法规定,犯罪地既包括犯罪行为的发生地,也包括犯罪结果发生地,还包括行为预备地。利用手机通话诈骗涉及的犯罪地就包括犯罪手机开户地、取款存折或信用卡开户地、直接取款地、犯罪嫌疑人的隐藏地、被害人汇款地等。涉案案值分散到各个部门后,接报单位往往因为金额小又难以侦破而互相推诿。即使办案部门抓获部分取款团伙成员,多因取证问题难以处理或降格处理,打击实效差。加上受害人往往以能否追回被骗钱财作为衡量公安机关工作的标准,个别公安机关对肯退赃的犯罪嫌疑人大多采取取保候审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犯罪,降低了犯罪成本,使犯罪分子和群众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钱退赃就行,客观上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二)电信和金融服务部门亟需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实现优质服务与安全服务的平衡

尽管电信产业部已经明文规定落实电话实名制度,但是一些运营商并不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很多业务可以自由办理,造成约70%以上的用户缺少注册资料,或使用虚假身份注册,难以核实犯罪分子身份。更严重的是,一些电信部门出于经济利益和竞争的需要,放任电话呼叫转移的无序状态,从而被犯罪分子所利用,大跨度、跳跃式转移作案。尽管公民必须持身份证才能开办信用卡,但是以开卡数量作为考核指标一直是许多银行的“潜规则”,因此相当一部分银行网点对办卡审查并不严格。有的犯罪分子拿别人的身份证批量开卡,有的甚至到农民工中花几十元钱租身份证,一次开数百张银行卡;有的甚至专门从事银行卡买卖活动。电信、银行部门监管不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类诈骗犯罪蔓延的源头。

(三)社会亟需加强思想文化、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倡导物质生活改善与精神世界完善的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生活方式多样化,国内外多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相互激荡,对人们的心理发展和思想观念造成了重大影响,人们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先静态、狭隘、封闭的思维方式逐步向动态、系统、开放转变,显得更为活跃和复杂。特别是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追求金钱物质意识增强,讲攀比、讲排场、讲实惠、讲享乐心理泛滥,嫌贫爱富的思想在个别人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信奉“能挣钱就是真本事”,对诈骗来的不义之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这种心理驱使下,诈骗就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了。这种见钱眼开的道德观念,对年青一代的影响十分恶劣。落网犯罪分子杨某国甚至说,我们把利用手机通话诈骗作为一种事业用心来经营。一些失学少年无心务农工作,出外打工又够不上就业年龄,便到处游荡。一些人外出“做生意”赚了钱,就鼓吹“打个电话对方就打钱过来”,让很多幻想不劳而获的人十分羡慕。特别是有亲友、同学被犯罪分子拉拢教唆走上行骗道路的,很快就一拉二、二拉三地聚集到一块,结成以地缘、亲缘关系为纽带的职业犯罪团伙。

三、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之治理对策

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反映了我国社会建设、政府管理、法制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因而,打击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是一个综合性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各相关单位、行业和部门通力合作,齐抓共管。

(一)加强打击力度,遏制犯罪蔓延势头

1.加强重点人员管控,实行源头治理。对于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相对集中的地区,要尽快建立起高危人员信息库,对排查出来的重点人员,采集姓名、特征、电话、地址、违法经历等信息,逐一建档造册,录入电脑,主动提供给相关犯罪地公安机关共享,为稳、准、狠打击犯罪和有效预防控制犯罪奠定坚实的基础。

2,组建专业队伍,实施精确打击。侦办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这种新型的高智能、高科技案件,政策性强,专业要求高,各地公安机关要牢固树立与这类诈骗犯罪长期作斗争的思想,尽快组建一支业务精、能吃苦、肯钻研的专业打击队伍,加强对此类犯罪规律特点的研究和分析,特别是针对技术上的难点,努力提高破案攻坚能力。同时,要大力推广“三侦合一”的做法,充分运用刑事技术、行动技术和网侦技术侦查手段破案,增强打击效能。

3.建立大协作平台,实现跨地区同步办案。针对发案量大面广,案件串并渠道不畅,侦查线索不能共享,造成资源浪费的问题,要尽快改变侦查模式,建立跨地区同步办案的新机制。公安部要充分利用公安信息网络搭建一个全国统一的网络技术平台,实现远距离网上串并案、网上侦查快速锁定犯罪窝点、快速异地冻结银行账户。发案地公安机关在网上汇总证据、信息、报案材料,传送给主办地公安机关。各地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分别将案件信息录入平台,平台将自动进行串并分析,并将每串案件的涉案电话号码、涉案银行账号交由涉案地公安机关就地开展调查取证并封停网络电话、冻结赃款。同时,涉案电话地公安机关要快速测定、锁定犯罪窝点,由犯罪窝点地公安机关组织实施抓捕,并把发生地的系列个案及涉案地取证材料快速收集到位,集中移送起诉,达到低成本快速破案的目的。

4.建立查询比对系统,为破案提供快速查询服务。犯罪嫌疑人抓获地公安机关一般是通过本省或全国刑侦协作平台,向全国各地发布协查信息,请求协查回复时间大约在5天至10天。由于刑事拘留时间有限,抓获地公安机关被动等待协查时间过长。为了提速增效,茂名市公安局自行开发了以PKI认证的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受害人信息查询比对系统,将该类案件取证工作需要的信息目录制成Excel表格的形式,请求公安部同意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将本地同类案件报案信息按要求填入Excel表,然后以PKI认证登陆该系统将Excel表格内容导人系统,转换成可供查询的数据,为共同打击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提供快速查询服务。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犯罪成本与风险

建议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出台相关文件,以司法解释等形式,进一步明确这类案件的定性和定罪量刑,加重处罚力度。省公安厅要尽快出台关于侦办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案件的法律指引,明确劳教适用于该类案件的要求,。从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及证据规格、惩处为犯罪提供条件的人员的把握等方面规范执法工作,依法从严从重打击此类犯罪。同时,建议公安部尽快研究出台此类案件的管辖规定,统一解决管辖争议推诿办案问题。对一案涉及多地的案件,应由案件最早发现单位先行受理,根据案情进行调查,其他涉案地公安机关协助。如果等案件确定受理单位后再开展工作,就会影响侦查破案效率,甚至延误战机。对电话和银行账号的实名登记也必须以立法形式进行规范,对批量办理银行卡、批发银行卡的,要准确运用法律依法予以惩处;对放任电话呼叫转移、为不法分子提供相关技术支撑的,坚决予以惩处。

(三)加强部门协作,规范行业管理

利用手机通话诈骗无论手段怎样变化,都必须利用到两方面的公共资料:一是现代通讯,二是银行业务。而且犯罪分子侵犯的对象都是通讯和银行的客户。必须从国家层面明确受益单位应承担的监管和社会责任,不仅要为公安机关打击该类犯罪真正开通绿色通道,而且要加强自身安保能力建设,确保客户享受安全便利的服务。

1.金融部门要切实履行安全监管职责。第一是严格审查银行卡办理业务。为防止犯罪分子收购银行卡用作诈骗犯罪的工具,银行部门必须对持有本人身份证开户的人限定开户的数量,杜绝银行卡泛滥,并认真履行好安全用卡常识告知义务,提高客户安全用卡和防骗意识。对一人短期小额开多户,或者小额开户到账即提现金等频繁交易或交易异常的账户,及时进行排查,并报当地公安部门调查。对开通大额网银转账要提高签约身份证明材料门槛。第二是建立黑名单制度。公安机关发现犯罪分子使用的诈骗账户后,立即将开户人的身份信息交银行部门进行关联查询,查清该身份所开设的所有银行账户并进行查封,同时将该身份信息列为黑名单,加强管控,防止这批证件再次被犯罪嫌疑人利用开设新的银行账号。第三是建立受骗资金账号紧急处理程序。该程序增设两项执行环节:一项是“紧急追查/冻结”执行程序。当发生被骗5万元以上案件后,由接报案地(被骗款汇出地)省级公安机关出具《紧急追查/冻结通知书》给事主开户银行对应的省级银行,该银行接到通知书后应立即查询被骗款汇人的账户,并向该账户开户地省级银行转发通知书,若发现被骗款汇人该账户后又转汇下一个账户,则应继续转发通知书,顺线追查到底。另一项是“解除单笔冻结款返汇原始汇款账户”执行程序。实际办案中存在公安机关及时冻结了涉案的账户,犯罪嫌疑人来不及取出全部赃款,但因主要犯罪嫌疑人未抓获,案件无法进入审判程序,造成被骗款长期冻结无法返还。建议此种情况由办案单位提供“解除单笔冻结款返汇原始汇款账户通知书”,以及相关被骗人原始汇款账户证明、被骗汇款的交易明细、被冻结账户法律手续,由被冻结账户的银行负责将冻结账户内从原始汇款账户转入的款项余额返汇被骗人原始汇款账户。第四是设置银行自动转账限额。目前各银行ATM机的自动转账基本都设置了5万元上限,即每天自动转账的金额不得超过5万元。但对网上银行转账大多未设限额,建议网上转账与ATM机转账金额上限一致。同时,对在柜面转账的客户进行善意提醒,做好防范宣传。

2.电信运营商要加强手机通信管理。第一是严格限制电话呼叫转移服务。按照工信部有关规定,电信运营商之间进行数据交换时必须送主叫号码。对代理运营商和个人非法提供任意显号和非法改号功能等技术的,要严肃追究其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第二是落实手机卡实名登记制。各大营运商要按照信产部要求,落实电话实名制登记制度,无论座机、手机、小灵通还是一号通,都必须进行身份证登记。凡未实行实名登记牵涉到诈骗案件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第三是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统一的手机短信免费报警号码。建议由公安部牵头,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诈骗短信免费报警平台,该平台向电信、移动、联通等经营手机短信业务运营商的客户开放,对甄别出的诈骗手机号码,通信运营公司配合警方快速准确停止对方联系手机号码,及时切断轻信上当群众与诈骗分子的联系,并向被呼叫方(即潜在受害人)发送提防诈骗的警示短信,降低损失。第四是对诈骗犯罪重点地区实行通信管制。特别是对诈骗相对集中的镇、村要加强监控。对通话次数频繁主叫异常的号码要限制通话,必要时停用该地区的通信基站,把嫌疑人逼到县城或大城市活动,为抓捕创造便利条件,同时也增加诈骗犯罪的难度。

(四)加大宣传力度,推动源头治理

1.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思想道德观念教育。通过开展思想道德观念教育,积极引导人们树新风、除陋习、讲文明、促和谐,引导人们接受科学进步的信息,倡导勤劳致富、效益、公平、正义等道德观、价值观,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2.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介,采取领导或专家访谈、案例剖析、公益广告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宣讲有关法律法规,宣传防骗知识,切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3.积极开展进村入户宣传活动。辖区派出所要组织警力深入农村、社区、工厂、学校、老年人活动中心,向老年人、农民工等容易受骗的重点群体进行宣传教育,揭露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的手法和犯罪伎俩,提醒群众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件,不要轻易向陌生人指定的账尸汇钱、转账。 4.加强对营业网点的宣传。要针对利用手机通话诈骗案件的特点,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各银行营业网点,及时通报案情,广泛张贴警方告示,对银行员工和现场办理业务的客户开展防诈骗宣传教育。同时,积极会同银行保卫部门重点加强对营业网点柜台人员的教育培训,熟知诈骗手法,掌握防骗要领,筑牢防范诈骗的第一道防线。

5.召开公开宣判执法大会。在诈骗犯罪突出的镇、村召开公开执法大会子,最大限度地震慑犯罪、教育群众。

(五)建立长效机制,构建全社会立体协同治理网络公开宣判犯罪分

1.建立打击和防范利用手机通话诈骗违法犯罪联席会议制度。公安机关要加强与检察院、法院、银行、电信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定期召开会议,分析此类犯罪的新动向、新特点,共同研究打击和防范的新方法、新途径,形成强大的打防合力。

2.建立高危人员信息库。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主动深入重点镇、村排查,及时掌握外出人员动向。对排查出的重点对象,要逐一建档造册,录入高危人员数据库,落实动态管控、定期回访措施,为成功串并、及时破案奠定坚实的基础。

3.建立部门和区域协作机制。要认真按照公安部要求,进一步理顺治安、刑侦、技侦、网监等部门、警种的关系,明确职责分工,形成打击整治合力。同时,要全力协助配合外地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取证工作,对外地公安机关提出的取证、侦控、抓捕等工作需求,窝点地和原籍地公安机关要全力配合,主动做好当地银行、工信等部门的协调工作,力争在第一时间反馈调查信息,最大限度地减少中间环节,力求做到快侦快破。

作为信息社会到来之际的一种高科技新型犯罪——利用手机通话诈骗犯罪,反映了信息社会犯罪的一种新的动向和发展趋势,可以预言,利用高科技手段实施的与此类似的智能犯罪一定还会出现。因而,深入探讨对此类犯罪的治理对策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广东省茂名市公安局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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